工作人员正在社区张贴“社会特殊人群违法生育信息举报奖励公告” 。

始于2007年8月的“重庆市社会特殊人群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”，被坊间称为一场“计生风暴”。其间

立案2910件，涉及党员1419人，领导干部24人，公务员37人，市、区县、乡镇三级人大代表67人，政协委员19人；1195名党员、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，25人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，7人被取消政协委员资格；全市共征收社会抚养费4734万元，其中对个人征收社会抚养费最高达71万元。

这是一个无形的战场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对抗。战场的一端，是手握权柄或腰缠万贯的特殊群体；而另一端，则是一群完全隐形的卫士。在捍卫与破坏基本国策的火线上，双方狭路相逢，暗战、追踪、心理对抗……今日《时代信报》为你独家披露这场风暴背后的精彩故事。

前功尽弃的“暗战”

2008年2月27日，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山市税务所。

“从2005年到2007年，从邓平的财务报表上反映，其个人缴纳所得税税款大概十多元……”一个不带感情的声音，在税务大厅内照本宣科地念着。听到这一数据，王倩和马丽（均为化名），这两位精干的年轻女子，刚才还如猎人般炯炯有神的目光，顿时暗淡了许多。

税务小姐继续在念那些毫无意义的数字，两人对望一下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王倩想起从重庆出发时，一位领导的叮嘱：“别穿高跟鞋和裙子，遇到情况时好撤。”在路上，她设想过一千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，却没有料到，竟会出现这样戏剧性的场面：两年间缴纳所得税税款仅十多元，这意味着邓平所经营的企业基本没有产生利润，还意味着邓平违法生育的行为可能逃脱追缴巨额社会抚养费的惩处！

王倩，重庆市南岸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。她此行的目的，源于一场被坊间称为“计生风暴”的特殊行动，即社会特殊人群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。

“所谓特殊人群，都是非富即贵者。”王倩笑称，若非工作关系，她一辈子都不可能和这些人发生联系。此次华蓥山之行，调查的对象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。

2007年11月，南岸区计生委政策法规科接到一个神秘举报电话，称目前户口在南岸区花园路街道的邓平（化名），10年前就违法生育了二胎。通话结束时，对方还意味深长地提到，邓平长期在四川省广安华蓥山市经营煤矿，在当地颇有影响，“并且是广安市和华蓥市两级人大代表”。

“只要举报属实，我们就一查到底！”面对举报人“你们敢不敢查”的质疑，政策法规科科长马丽的回答斩钉截铁。

秘密取证两赴华蓥山

第二天，邓平一家的户籍记录就摆到马丽的案头。这是一个4口之家，除了邓平和妻子，还有与邓平关系分别为“父女”和“父子”的两个子女。

然而，邓平户口虽在重庆，但其绝大多数产业都在华蓥山；他违法超生的行为，也发生在华蓥山；所以，如果要核查其超生的事实并确认社会抚养费的追缴额度，就需要跨省调查。

2007年2月21日，王倩与马丽一身休闲装扮，来到这个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。既要查清所有相关情况，又要不惊动邓平在当地庞大的关系网，还得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形。两位年轻的计生干部回忆，她们每晚的梦境里都会出现各种电影镜头中才有的追逐场景。

华蓥山艰苦卓绝的一系列秘密调查，证实了邓平违法生育的事实。剩下的似乎异常简单，就是核查邓平收入状况，以便追缴社会抚养费。

然而，与当地工商、税务等部门反复接洽后发现，由于邓平在当地的各种人脉关系，她们很难得到他的核心材料。两天的时间，除了知道邓平拥有一家塑料机械公司，另外在当地某煤矿持有25%的股份外，她们一无所知。

2007年2月27日，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幕后铺垫工作后，二人再次乔装赴川。这一次，她们选择了直扑华蓥山市。

艰难的交涉后，对方提供了邓平在当地公司3年来的相关资料。资料显示，从2005年至2007年，邓平累计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为十多元。而邓平占有25%股份的煤矿，收支情况显示的竟是一直亏损。

走漏风声功亏一篑

王倩与马丽失望之余，决定曲线调查。

她们还通过各种渠道，调出了那家塑料机械公司和煤矿的注册资金，以及上一年税款缴纳记录。结果是振奋的，那家公司上一年纯盈利就是十几万，而煤矿在当地，更是有“黑金矿”之称。

掌握这些证据之后，她们迅速返回重庆。根据计生条例，马丽推算出，邓平应该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在50~70万之间。而这一推算，也得到南岸区法院法官的支持。

3月4日清晨，花园路街道派出所。

花园路街道计生人员第二次进入该所，最后核实邓平的户籍情况。下午，处罚决定书就将送交到邓平本人手中。

此时，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———

“邓平？他和他妻子的户口刚被他岳母迁移走。”派出所户籍民警指了指刚刚跨出门的一个背影。

“前功尽弃！”王倩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结果时，愣在办公室里足足有10分钟。根据计生条例，有违法生育事实的当事人，必须在户口所在地接受处罚。户口被迁走，意味着南岸区人口计生委已经失去了处罚权。

马丽万万没有想到如此隐蔽的调查会走漏风声，邓平已经知道他被计生部门调查。但她唯一清楚的是，在调查中，当地一位知情者告知她们，邓平的哥哥是当地税务系统一位领导的司机。

她更没有想到邓平会采用迁移户口的手段来规避处罚。“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想到的。”马丽知道，能如此清楚地了解计生部门的内情，肯定是计生部门的人员或法律方面的行家。

这一次行动，由此无疾而终。

一次敲山震虎的出击

就在王倩与马丽两赴华蓥时，一江之隔的渝中区人口计生委副主任任良（化名），开始追查余亮的超生行为（化名）。

余亮，重庆主城某区一名国有事业单位的负责人。早在去年8月专项行动开始，便不断有人举报他超生两胎。外围调查后，渝中区人口计生委决定敲山震虎。这样做就是希望通过直接接触，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，简化整个调查过程。

当计生人员第一次出现在余亮办公室的时候，对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。没有过多解释，他回了一趟家之后，随手就扔过来小舅子的户口本和自家户口，以及两家孩子的出生证明。

出生证明上清楚地显示，被举报违法生育的第一个女儿，是余亮小舅子梁某的孩子。之所以会落在余家的户口上，按他的解释，只是因为方便孩子在当地就学。

余的解释似乎无懈可击。然而，当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布后，任良没想到举报仍如雪片般飞来。

2008年2月，随着举报者提供的信息越来越详细，渝中区人口计生委决定再查余亮。

在余亮小舅子梁某的家乡，任良根据当地计生部门提供的原始出生档案，查出梁某1992年出生的女儿，实际上是余亮的女儿。顺藤摸瓜，任良找到当年为余亮女儿办理出生证明的经办人，发现出生证明也是伪造的。原来第一个女儿出生后，余亮就通过伪造出生证明，将孩子的父亲改成梁某。事后又以方便读书为名，将孩子过户到自己名下。

压迫式调查获全胜

1998年，余亮第二个孩子出生，依旧是女孩，随后余亮与妻子离婚。但是在2002年，已经离婚的余妻却非婚生下第三个孩子。任良追查了解到，这个孩子出生证明上的父亲，从名字到家庭住址均为虚构。

“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亲子鉴定。如果是你的孩子，鉴定费你支付，并且接受处罚。”再次交锋，任良显得轻描淡写。而余亮却失去了往日的镇静。

整个调查过程，始终在非常明朗化的状态下进行。其间，任良不断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，向余亮施加压力，他称这为“压迫式调查”。最终，这套战法大获全胜。生育3胎，违法生育2胎，余亮的坦白令任良轻松的同时，也有深深地遗憾。

“与富人超生不同，行政干部对违法生育事实会千方百计掩盖。”任良多年的调查经验告诉他，一旦对余亮在违法事实上取得突破，处罚将会异常顺利。

复杂的案件水落石出，任良却轻松不起来。根据人口计生条例，党员干部违法生育两胎，将被党政“双开”。这意味着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结束。

任良一直认为，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在走钢丝，但他一直在坚持。计生违法查处是没有时间限制的，即使你80岁了，只要还活着，违法生育一旦被查出，仍然必须处罚。